粮食这些事，就算不明争，也得暗斗
2008-10-20 10:06:00 来源：Internet
拉吉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力陈粮食和食物贸易自由化的危害———人要活着就必须有吃的，你不能把它商业化，粮食商业化是一种反人类的行为。在世界粮食危机的背景下，拉吉的深度分析和人本关怀让人们对于粮食危机有了更多的思考和认识。
第一章导言
我们时代的大矛盾
如今，当人类生产出有史以来最多粮食的时候，地球上仍有超过10％（即8亿）的人处于饥饿状态。与此同时，有10亿人体重处于超重状态，这一对数字的对比是如此鲜明。
全球性的饥饿和肥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且，消除世界性的饥饿也是防止全球性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途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可以同时解决。把食物从土地带到我们餐桌上的链条也把超重人口和饥饿人口联系起来。受利润的驱使，从事食物销售的企业会对我们的饮食结构和饮食观念进行引导和限制。在快餐店入口处这一点非常明显，因为在美国和加拿大快餐店入口处，你会发现自己可以选择的食品无非就是小松饼和麦乐鸡之类的东西。但也许你并不常去麦当劳，觉得自己没有被麦当劳所提供的食品清单所限制，事实上，我们还受着隐藏体系的限制。
即使我们想要买一些健康一点儿的食品，我们仍然被限制在创造了“快餐之国 ”的这个体系里。比如，举个买苹果的例子。在欧洲和北美，顾客可以选择的品种不过五六种：红富士、布雷伯博恩（Braeburn）、澳洲青苹果（Granny Smith，别名史密斯），或许还有少数几个别的品种吧。为什么可选的这么少?因为这些品种看起来很漂亮——我们喜欢表皮光滑、无瑕疵的苹果；因为这些苹果的味道不会引起大多数人的讨厌；而且它们也经得起长途运输。当这些苹果从果园被摘下装车后，它们不会因运输过程中的碰撞而碰伤或破皮。通过上蜡和涂上化合物，这些苹果会保持良好的外观，摆上货架时看起来很漂亮。加之，这些苹果易于收摘，对农药和人工加工有良好的反应。所以，我们很难在货架上找到卡尔维尔·布朗（Calville Blanc）、黑牛津（Black Oxford）、扎伯格·雷内特（Zabergua Reinette）、坎迪尔·西纳普（Kandil Sinap）或古老的兰博苹果（Rambo）。我们不能完全根据我们的个人喜好做出选择。即使在超市里，我们所看到的商品也并非按照我们消费者的喜好陈列，当然也不会是按季节变化陈列，更不会是摆上由我们自己找到的商品品种。并非所有的应季水果都可以列入供应名单，也并非所有不同营养和口味的水果都可以找到。某一种水果能否被选人供应名单，完全取决于该种水果生产商的实力。
食品生产商关心的问题不只是如何把自家的产品摆上超市的货架。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预防食品的腐烂问题，这是现代食物体系最核心的问题。为了展示一小部分的人是如何能够系统地影响多数人的健康，需要进行全球范围的调查，从巴西的“绿色沙漠”到现代都市的高楼大厦，从有史以来第一批被改良为农作物的植物到西雅图之战（the Battle of Seattle），莫不如此。这份调查会让我们发现为什么亚洲和非洲会发生饥荒，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地方有流行性的农民自杀事件?为什么我们对我们所吃的食物成分一无所知?为什么美国的黑人比白人更容易体重超重?为什么在洛杉矶中南部有那么多牛仔?世界上最大的社会运动是如何进行的?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并最终改变我们与食物的关系。
我们以符合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的饮食和生产食物的方式，来替代我们当前的饮食方式，这种新方式将会解决饥饿和与饮食相关的疾病。了解饮食方式和粮食种植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会让我们更加自由，也会让我们重新获得饮食带来的享受。这个任务非常紧迫，因为收益会很大。
在世界上所有国家，肥胖与饥饿、贫困与富有之间的矛盾正变得日益尖锐。比如，在印度，一方面是上百万吨的粮食被人为毁坏，或任由粮食在仓库里腐烂，另一个方面，最贫困人口吃的粮食，其质量却是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最差的。1992年，在同一个城镇和村庄，一方面营养不良开始侵袭极端贫困家庭，另一方面政府却允许外国的软饮料制造商和食品跨国公司进入一直以来受到良好保护的印度经济。不到10年时间，印度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糖尿病患者集中地：许多人—— 通常是儿童——在吃了太多错误的食物后，身体状况迅速恶化。
印度并非是此种矛盾的唯一集中地。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甚至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存在。在美国，仅2005年度，就有3510万人不知道自己的下一顿是产出自哪里。同时，美国患有像糖尿病这类与饮食相关的疾病的人口空前的多，食物也是空前的多。
人们很容易对这种矛盾习以为常；矛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只会让人轻微不快，比如在去往商品琳琅满目的超市的路上，我们会看到诸如“无家可归、无饭可吃 ”之类的乞讨标语。那些心肠稍软的人也许会自我安慰地想：穷人之所以饿，是因为他们懒，而有钱人之所以那么肥胖，是因为他们吃得太好了。普通人的这种过于简单的看法由来已久。在每种文化中，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情形，即人们把自己的身体理解为一种公开的账簿，上面记录的是个人的坏习惯。但是，这种责难性的语言对于我们理解为何饥饿、富足、肥胖如此前所未有的共同存在毫无帮助。
道德谴责只有当被谴责的人们选择分头行动起来的时候才算是有点儿效果。然而，饥饿和肥胖影响的人口有着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地方，因此很难说这是个人的失败造成的结果。因为这是人类失败的结果。我们之所以无法做出准确的评价，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对人体的认识没有与时俱进。是的，体重超重是由于富人无法控制美食诱惑，这也许曾经是事实。但如今，肥胖已经不再是上帝对个人财富的诅咒。肥胖人口有着一系列共同特征。这里举个例子：在墨西哥这个人均收入6000 美元的发展中国家，许多青少年都是肥胖人口，青少年肥胖人口比例前所未有的高，而同时，墨西哥的贫困人口数量也在以同样的速度增加。个人财富本身已不是儿童肥胖的原因：肥胖的关键原因不是高收入，而是由于他们所在地区接近美国国界。研究发现，越是那些接近美国，接近多糖、多脂肪饮食习惯的墨西哥家庭，他们的孩子就越容易超重——在肥胖问题上，地理因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一研究成果推翻了那种认为个人行为能够预防肥胖和预防饥饿的观点。我不禁想起了19世纪晚期墨西哥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iaz）的哀叹：可怜的墨西哥啊!你离上帝如此之远，而离美国又如此之近。
关于我们的食物来源，有一个比较反常的现象是，那些以前根本填不饱肚皮的人现在都吃成胖子了。比如，在巴西圣保罗的贫民区，那些在儿童时期患过营养不良的人成年后更容易肥胖。由于身体在童年时期受到饥饿的损伤，成年后身体的新陈代谢功能变得很差，消化、吸收食物的功能变弱。所以，当摄人质量较差的食物时，身体更容易储存食物中的脂肪。在全球范围内，穷人连吃一顿饱饭的钱都没有。即使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这种情况也依然存在，而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却是儿童。一个研究小组最近建议，如果当前的消费模式仍然不进行任何改变的话，美国儿童的寿命将会缩短5年，因为终其一生，他们都要与饮食相关的疾病相伴。
由于受到媒体的引导，消费者误以为，在个人有食物选择权的经济体制中，不会存在集体饥饿与肥胖疾病的危险。但事实是，恰恰是这种“选择权”为肥胖疾病的发生提供了机会。在超市购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突然犹豫起来：要不要从50种含糖的谷类食品中选些什么呢?要不要从十几种味如粉笔的牛奶中买点儿什么呢?要不要从面包架上那些抹了化学制剂的面包中挑点儿什么?要不要从充斥着含糖食品的商品过道中挑点儿什么?比如，英国的谷类早餐有28种品牌可供儿童选择，每种都是特别为儿童设计的。在这28种早餐中，有27种早餐的含糖量不符合政府公布的含糖标准。其中，9种儿童食品的含糖量达到40％。所以，在英国少年儿童人口中，患有肥胖病的6岁儿童和15岁少年分别为8.5％和10％就不足为奇。不仅如此，这些儿童的肥胖水平仍处于继续升高的趋势。儿童早餐只是肥胖的系统性特征中的一个。虽然加工食品的营养成分可能更少，但食品制造商仍然要生产加工食品，因为加工食品的利润更高。顺便提一句，这就是超市里谷类早餐品种比苹果品种多的原因。
我们的食物选择也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比如说，世上可以吃的水果、蔬菜和动物的种类相当有限。要扩大人们的食物选择范围，必须来点儿广告宣传才行。我不禁想起了新西兰的奇异果。这种水果曾被称为“中国醋栗”，但在20世纪50年代末被新西兰一家食品公司改了名称之后推向世界食品市场，据说当时之所以给这种水果改名，是为了顺应当时人们对中国持有偏见的冷战思维。现在，奇异果成了新西兰人的传统水果，而事实上，在引进新西兰之初，没有人能吃得惯这种口味。随着越来越多种类的天然水果进入我们的生活，食品行业每年向超市货架上推出的新水果品种达到上万种，其中有一些水果还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食物之一，甚至在下一代人看来，没有这些水果的生活简直无法继续。这就说明了我们的食物选择是多么的有限。同时，也说明我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每天所吃的食物是如何生产的，哪里生产的，甚至，为什么能吃到这种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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