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春秋的后期，管晏老孔的出现不但为后来的法墨道儒“四大家族”发其端，而且还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高潮。那些救人淑世的经济巨子们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格局，并且在思想与政治的博弈中，完成了个人命运的胶结。
若以孔子为中心来梳理当中的关系，是最恰当不过了。孔子向来尊崇管仲，尽管对其奢华逾礼表示过不满，但管仲的历史功绩始终是他所崇仰的；至于老子，孔子曾经到周王城向他学礼，并且最终给予老子至高无上的评价；最微妙的关系来自孔子与晏婴之间的角力。孔子对晏婴有着不错的评价，他曾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意思是说，晏婴这个人善于与人交朋友，与人交往得愈久，他愈恭敬人家，人家便也愈敬重他。晏婴却不这么以为，他老觉着孔子在找机会挖苦他。处于同一个时代并且曾有机会共事的他们却没有惺惺相惜，而是变成了彼此最大的克星。
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追随鲁君流亡的脚步到了齐国。他大约是避祸的成分少，寻找机会的成分多些。孔子得到了齐景公的特予延见，据说景公最初有起用他的意图，最终却不了了之。《论语·微子十八》的记载说：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闲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齐景公的出尔反尔固然是“孔子行”的动因，然而《论语》中却未交代景公出尔反尔的动因；倒是《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经术者》记载了那些被遗忘的细微——
“仲尼之齐，见景公，景公说之，欲封之以尔稽，以告晏子。晏子对曰：不可。彼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好乐缓于民，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厚葬破民贫国，久丧道哀费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难者在内，而儒者无其外，故异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众而驯百姓。自大贤之灭，周室之卑也，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导民。今欲封之，以移齐国之俗，非所以导众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礼而留其封，敬见不问其道，仲尼乃行。”
也就是说，当孔子试图从齐景公那里获得机会与富贵的时候，晏婴自然地把他当做了思想与政治上的头号敌人，在景公面前不遗余力地对他进行了打压。作为历史上著名的昏聩君主，景公既然能够大刖齐国搞得“踊贵屦贱”，自然没有强烈意愿起用来自鲁国的孔子了。况且齐鲁素来不睦，相互之间大小规模的征伐未尝间断，倘使孔子是鲁国派来的细作，必然会酿出一场大祸乱来。
有野史记载说，孔子虽然始终不见用于齐景公，晏婴却依旧放心不下，他甚至动了杀心，打算找机会要了孔子的命，孔子这才匆匆地自齐返鲁。这种说法即使确实存在于历史当中，怕也找不到太多的佐证，只好当做历史的桥段了。
孔子回到了鲁国后，终于捞着一个机会，出任了鲁国的大司寇。他在鲁国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使鲁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前景。齐景公听说之后，既有些后悔，又有些着急，就找晏婴商量对策。
“仲尼相鲁，景公患之，谓晏子曰：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孔子相鲁，若何？晏子对曰：君其勿忧。彼鲁君，弱主也；孔子，圣相也。君不如阴重孔子，设以相齐，孔子强谏而不听，必骄鲁而有齐，君勿纳也。夫绝于鲁，无主于齐，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鲁之齐，景公不纳，故困于陈蔡之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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